上海市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日前获得国务院批复。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构建“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保持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和独特优势。
在公布的内容看，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提出：“从长江三角洲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角度，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要强调的是，“上海大都市圈”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龙头地位，以及国家对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格局的看法。
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构建“上海大都市圈”的定位，对于未来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按照中央的要求，未来一段时间要从做加法转向做减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都需要从疏解走非首都功能，这意味着部分产业要迁移，部分市场要搬走，部分人口要疏散，部分人口密集型的机构要外迁。
毫无疑问，在经济增长方式不变、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要素的疏解会直接影响的经济发展，削弱经济的支撑。
不过在安邦的研究团队看来，城市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即使以做减法为主，仍然应该是华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该重新强调“首都圈”以及“首都圈经济”。
据了解，目前市对于“首都圈经济”的提法十分谨慎，一是认为这是过去的老概念，现在提不太合适；二是认为这在当前是个的提法，担心不符合中央的。我们估计，后者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首都圈”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是指以为中心的经济地理区域，该区拥有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曾经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首都圈涉及、天津和省。
有一种观点认为，首都圈包括市、天津市以及省的、、、、、秦皇岛、、承德、、邢台、衡水等11个地级市。其中，、天津、、为中部核心功能区，雄安新区也在首都圈范围之内。而首都圈经济在空间上是指以首都为核心、区内各城市分工协作、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活力的区域经济。可以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首都圈经济的另外一种说法。
首都圈经济是经济地理下的必然结果。首都圈经济是地理条件意义下形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它是自然形成的，符合客观规律。无论从经济地理条件还是资源禀赋条件来看，在、天津、形成的区域，首都经济圈的形成是必然结果。
中国区域经济的三大重点——珠三角、长三角和首都圈经济，是维持中国经济稳定的鼎立三足。作为三足之一，首都圈经济对于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对于北方中国更是重要。
一方面，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调整经济要素的区域布局，降低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强化的首都优势，在高端要素、创新能力、文化、高端服务等领域，保持在首都圈经济中的优势和控制力。
在发展空间上，发展的两个轴线——“轴”和“经济轴”，都由北至南指向南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量空间在城南地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南兴，则兴。
目前南向发展的支撑点已经具备，从城区、亦庄到新机场，再到雄安新区，由北向南已连接成一条经济发展轴线。
高房价抬高了的营商成本和居住门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过去，的成本增高来源于“大”和集聚，今后要降成本同样还得依靠“大”的特点。
今后，在新首都圈经济的框架下，要通过经济空间范围的扩大来降低成本。如果在京津冀这一新首都圈范围内发展经济，就能够有效降低成本。这涉及到在更大空间内规划和布局经济，疏解经济要素，分散人口集中度。
重构经济是个系统工程，最终需要落实到产业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首都圈经济之中，未来的产业发展肯定与过去会有所区别。
从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发展定位来看，未来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层次上，都有重构和提升的空间。
要找到经济新动能，很多时候是对已有要素和相关政策在运用上的创新。强化政策供给对的重构经济非常重要，它既是城市经济转型的推动力，也是经济新动能发挥作用的关键。
对未来经济来说，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以及各种其他调控政策，都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好坏。要强调的是，市强化政策供给，要实现的不是个别产业、个别企业的量化目标，更重要的是体系目标。
上海既然敢提出“上海大都市圈”，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构建“首都经济圈”，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保持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和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