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市场经济、资本关系的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既不能绕过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超越资本”；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两种历史形态。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是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福祉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本文也是对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论的一个回应。
极端金融事件往往因为发生概率极小而被主流研究所忽略，而且基于平稳随机过程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难以刻画和分析风险突然全面爆发的现象。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理论上将风险激增的非线性机制纳入考量，改进已有模型使之更贴近极端金融事件的实际；从方法上探索利用改进后模型预警系统性风险的可行性并验证其先进性。以中国银行部门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跳跃未定权益分析模型将传统模型的连续扩散假设放松为跳跃扩散假设，能更好地刻画极端金融事件的风险激增特征，并可比传统研究提前大约3-6个月预警其系统性风险；而如果进一步纳入本文创造性地综合利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信息构建的混频宏观动态因子作为风险信息源，就还可提前识别金融市场噪声信号并降低其影响，即使在噪声条件下也能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2-3个月的政策反应时间。
本文通过引入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
本文通过在一个包含耐心家庭和缺乏耐心家庭两类家庭、包含消费品部门和房地产部门的DSGE模型中引入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研究预期对住房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参教识别检验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本文引入的预期冲击，尤其是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而且具有经验上的识别性和重要性。（2)虽然当期住房价格上涨会增加住房使用者成本，但是如果预期未来住房价格会大幅上涨，家庭的住房使用者成本也会下降，从而出现越涨越买的现象，（3）如果因为房价上涨过快而实施增加住房交易成本等房地产业的紧缩政策，但是预期未来会因为宏观经济下行转而采取房地产业的扩张致策，则这种预期会使当前的紧缩政策失效。（4）如果能够引导形成正确的预期，则能够改善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经济效果；而的错误预期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因为必须进行反向修正来抵消错误预期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率、汇率之间的时变和互动关系，并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等对中美利差、汇率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率对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相对有限；汇率对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较为顺畅；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传导相对较弱，而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可见，在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三者相互传导过程中，利率渠道最为不顺畅。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渠道受阻，除了因为我国利率的价格机制作用有限和资本账户管制外，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汇率日波动受限从而削弱了利率对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并使得“非平抛利率平价”曲线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由于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金融市场化应该遵循如下顺序：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资本账户。
理论上，企业和部门通过直接参与生产或提供公共服务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在全社会总人力资本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在和企业部门间存在一个最优的配置比例。偏离这一最优比例，配置到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经济增长率将越低。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与企业雇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度量一个地区的人才配置状况，对中国地级市2001—201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经验研究显示：—企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各种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十分稳健。这表明大量优秀的人才配置到部门，确实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即应该创造更好的政策，引导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而非部门就业。
本文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这些效应对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一个“阵痛”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多的区域。这表明，相对于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强化员工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就政策而言，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以对冲《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增加的雇员负担。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最初目的在于遏制水土流失，但因同时影响农户收入和就业方式而具有经济效应。本文利用2006-2010年间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旨在评估退耕还林在农民增收、非农就业和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首先，退耕还林后，包括退耕还林补贴在内的农民收入与退耕还林前相比有所增长，但如果不计退耕还林补贴，农户退耕后非农收入的增长刚好弥补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增收效果暂不明显；其次，从整体来看，退耕还林补贴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农户，因此明显降低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再次，在退耕后农户的就业取向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农户倾向于从事林牧渔业经营活动，而中等收入农户倾向于外出务工，差异的产生与人群组间的内在特征有关；此外，工程暂且无法吸引退耕村非退耕户从事非农就业，带动效应不显著；最后，项目的脱贫效果随贫困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脱贫效果显著。尽管农户增收主要来源于退耕补贴，但考虑其生态效应、非农就业促进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扶贫效应，退耕还林工程应当予以持续。在此过程中，如何促使退耕户实现稳定的非农就业，避免退耕户复垦是制度完善的关键。
在经济增长与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本文研究了地方内部利益分化和实际结构对于行为的影响。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内存在分工时的最优授权模型，推导出部门间的利益偏差会扭曲政策，而实际结构会放大效率损失。基于省委常委会内部组成情况，我们构建了利益分化指标来衡量地方领导班子内部的利益偏差和实际结构。基于199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如果省委常委会分化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则次年该省公共部门人员规模增加1%，民营经济投资降低4.4个百分点，同时，次年该省土地违法面积增加12.5%。这表明利益分化通过实际结构使行为和政策更加偏向“内部人”，导致从市场经济中攫取更多资源，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加强制度建设，约束，促进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全面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
涨跌停制度实施20年来，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一种习惯和依赖。本文综合比较A股市场、中国市场与美国、中国市场的波动率，从宏观层面初步证明实施涨跌停制度并没有让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基于AH股的微观分析发现，涨跌停制度是A股市场个股股价动率的重要原因；在实施涨跌停的A股市场，融资融券制度的引入在现阶段也加剧了股价波动。与传统观点认为散户占比高是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不同，本文还发现大户交易者才是A股市场动率的诱因，而散户占比高只是提供了更合适的土壤。促进中国股市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注重监管协调，更好地发挥作用；重视对大户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交易行为，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
高管减持过程中是否会利用其内部人优势来谋取，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间国内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为对象，基于纸质和互联网样本，系统研究了公司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异常上升，即存在主动管理披露的现象；而且，在减持不同时期，其主动管理策略也不一样。此外，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对管理披露的动机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对其没有明显影响。策略性披露在短期内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高管通过高位减持来实现财富转移，长期看则会导致股价反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高管会利用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进行“搭便车”减持。 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策等方面具有性意义。
本文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IPO后减持过程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研究发现，当解禁期的股价相对参照点价格（发行价、上市首日收盘价及上市第20日收盘价）存在亏损时，风险投资机构减持意愿下降，更可能继续持有股票，表现出显著的处置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公司总部在同一地区、在被投企业有董事席位的，能够显著降低减持过程的处置效应，而投资经验也有助于缓解风险投资机构的处置效应。
基于风险投资（VC)的视角，本文研究高铁通车改变地理距离的时空约束条件后，我国风险投资行为的新变化。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后，与非高铁城市比较，风险投资对高铁城市的新增投资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高铁扩展了VC中心城市的投资辐射范围。而且高铁通车后由于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所降低，造成信息性较高的初创期和扩张期的风险投资明显增加。同时，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非国有背景VC机构对高铁城市的新增投资较国有背景VC机构更多。本文了高铁对地方经济发挥效应的一种作用机制——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时间节约、可达性提高，使得高铁城市吸引了更多的风险投资，有利于地方经济转型和推动创新。同时，本文结果对于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布局亦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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