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历史学界关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战时主义过分的去商品化了苏联的经济而产生的，因此主要内容是恢复与发展商品经济。其不仅是应急之策，而且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后来，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建立计划经济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这些说法其实恐怕是很难说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就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来看，并不是反对战时主义的去商品化，恰恰是反对日益严重的地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主义政策是战争状态下的一种特殊政策，其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拿走了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包括一部分口粮。这种做法在战争状态下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转入和平，稍微松懈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地下经济的各种投机倒把的活动的复活。而这些经济较之正常的商品经济更加难于管理。因此，新经济政策采取了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同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下经济相斗争，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去商品化，而不是说要以商品经济作为链条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谈到租让政策的时候说的：
【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小私有者的(小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小私有者的自发在各方面都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农民对苏维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但是最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
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
其次，就的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出，列宁确实是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应急之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前提，是由于战争的，导致国民经济的混乱与失调，国家拿不出来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去交换。所以才不得不采取这种让步性的政策，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下经济活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是列宁前面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所认为的，转入和平条件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不景气，所以必须得暂时对资本主义做一些让步，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自发的商品经济。最终，实现全面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事实上，仅仅一年后的1922年3月，列宁就宣布：“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国已经形成的情况，并且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了，够了。”根据列宁提议，俄共(布)十一大决定停止退却。决议说：“代表大会确认：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力量，以切实贯彻党的政策。”
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与后来建立的计划经济具有体制上的一致性。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只不过是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纳入了商品经济的因素。整个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期间，从开始到结束其基本原则都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国家计划来和私人的自发的资本主义作斗争。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年代里，苏联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一系列计划经济的机构。后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战时主义的简单复归，恰恰是新经济政策这种通过不断加强国家力量的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转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方式的体现。如果说和列宁设想有区别的话，那么只能说是比列宁设想的过渡时间还要长一些。
最后，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成效，我们也不能过分的高估。仅就新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来看，是比不上后来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或曰苏联模式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1921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之后，苏联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初步恢复了国民经济，工业的产量只有战前的3/4;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恢复国民经济，仅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是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到1950年四五计划完成的时候，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战前最高水平的173%。而新经济政策付出的代价却是比较高昂的，最大的代价就是某种程度上保存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的急剧增加与缺失。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人们感到理想幻灭了，和十月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从布尔什维克的诸多文件到这一时期所流行的《水泥》和《十二把椅子》等经典文学作品里边都反映了从到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和对的追逐。这种现象如果不得到治理，显然是不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甚至有可能连执政地位也保不住。另外，新经济政策还有一个比较深远的不利影响，就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鼓吹新主义经济的时候，硬把新经济政策与新主义套在了一起，给新主义戴上了新经济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的帽子，最终导致苏联的经济大崩溃与国家的解体。
事实上，在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看法较之斯大林更为不满。在二十年代苏联的三次大论战中，第一次托洛斯基和第二次季诺维也夫主张的工业化策略都要比斯大林激进得多，都主张比较彻底的废止新经济政策。而斯大林却要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开始全面的计划经济建设之时再去取消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斯大林与布哈林就新经济政策政策进行最后一次论战的时候，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的太久了。布哈林鼓吹让私人去发财的口号已经触动了当时和社会上的底线。人们普遍认为，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导致理想的幻灭与的彻底。所以取消是新经济政策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不是什么斯大林个人的专断的产物。
总之，新经济政策具有临时性，其提出的目的是为了与私人资本主义做斗争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商品经济，与后来的计划经济建立是一致的。新经济政策的成效并不像一些人宣传的那么好，后来被取消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导致的一些问题，而且这是在得到普遍的。斯大林不但不是新经济政策积极的反对者，相反正是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新经济政策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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